博9娱乐



解决方案

反乌托邦小说的回归
时间:2019-06-17 18:18 作者:博9娱乐

  从戴夫·艾格斯到约翰·兰彻斯特到本‧奥克瑞再到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,这些小说家搭起一个个恐怖故事,而原材料正是我们的日常噩梦。

  离我住的地方不远,有一家面包店。在伦敦,我们的这个小社区最近华丽升级。曾经的小茶馆卖的都是普通家常面包卷,而现在,这个充满小资调调的面包店似乎和这条街一点都不违和——店里摆着酵母面包、小豆蔻卷,单品咖啡豆冲泡的馥芮白,以及6英镑(约合53人民币)一小罐的精致果酱。不得不承认,我也很喜欢这家面包店,但也因此感到愧疚,因为我发现,正因为有万千像我这样把自己称为“中产阶级”(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,我们比任何时期都要富裕)的人,这样的高级面包店才能在社区里生存下去。然而也正因如此,想要找一杯低于2.7英镑(约合人民币24元)的咖啡越来越难了。

  最近这个小咖啡馆在收银处挂出了一个牌子:“对不起,只接受银行卡支付。”人们不用像以前一样,带着重重的一堆硬币,结账的时候掏半天钱,叮铃哐啷地把自己努力赚来、小心省下的钱交到另一个人手上——刷个卡,扫个码,你的咖啡立马就来。

  如果你没有银行卡,也不用手机移动支付,手上只有一把钢镚,那只能怪你运气不好了。这样一来,收银处的那块牌子就和“送客”差不多。正如小说家萨姆·拜尔斯(Sam Byers)所说的那样,当我们在界定一个故事是不是反乌托邦的时候,必须先扪心自问,我们口中的反乌托邦是对谁而言?“无需放眼世界,单单是在我们生活的国家,许多人都会告诉你,他们生活在一个反乌托邦的社会中,”拜尔斯继续解释说,“假如你流离失所,或者是想要申请福利,但有关部门拒不接受,那么你所处的就是一个反乌托邦;假如你来到一个国家,拥有难民的身份,却没有固定住址,于是无法在银行开户,这样一来你所处的也可以称作反乌托邦。”因此,拜尔斯认为,当我们讨论反乌托邦小说的时候,应该好好思考,“我们现在的想象是不是其他人正在经历的日常生活?”

  拜尔斯的第二本小说《背信弃义》(Perfidious Albion)在去年出版。这本书以脱欧后支离破碎的英国为背景——人们的生活逐渐被科技巨头操控蚕食,然而故事中的这个另类现实其实近在眼前。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堵得慌,和当年看《黑镜》的感觉一样:这种感觉深入骨髓。事实上,正因如此,我没办法继续下去看完整本书。然而,在反乌托邦文学作品中,这样的时期难以避免。在二十一世纪的种种压力之下,反乌托邦已经走出了科幻小说的圈子,向主流文学迈进了。

  然而要定义反乌托邦这个概念并不容易。《牛津词典》给出了这样的解释:“(反乌托邦)是一个想象中的国家或社会,滋长着巨大的苦痛或不公。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集权主义和末日社会。”从尤金·扎米亚金(Yevgeny Zamyatin)1924年关于国家监管的经典小说《我们》,到乔治·奥威尔(George Orwell)的《1984》,再到马格列特·阿特伍德(Margaret Atwood)的《使女的故事》,这些小说中的特质都能与牛津的这个定义对上号。然而《剑桥词典》对于反乌托邦的定义则是“一个人们无法好好相处同时感到不快乐的社会。”同时,剑桥还补充说明,“相关词汇、短语和同义词‘悲伤与不快乐’词条。”

  这样的定义就给拜尔斯的发问敞开了大门。这是不是意味着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人都无法和睦相处?是不是所有人都不会感到快乐?亦或许部分人的不快乐正是另外一些人快乐的基础——比如说远离芸芸众生贫困境况的精英阶层。不管我们选择哪种解释,“反乌托邦”这个词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托马斯·莫尔(ThomasMore)在1516年创造的词“乌托邦”(Utopia),也就是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型——至少对这位作者来说是理想的。乌托邦的愿景有一个前提,人类和人类社会是可以完善的,然而到了今天,我们已经偏离了这个信念,越堕越远了。

  今年春天,新出的反乌托邦小说如雨后春笋般涌出。比如说戴夫·埃格斯(Dave Eggers)的《游行》(The Parade),这本小说的两位主人公名叫“四”和“九”,这两个男人被派去修一条大路,缝合一个被一分为二的国家,让这个国家从一场无名但惨烈至极的战争中恢复过来。首次亮相的小说家本·史密斯(Ben Smith)则带来了《多格兰》(Doggerland),这个引人入胜的小说背景设置在一个大型风力发电厂里,时代不详,只知道故事发生在一场气候灾难之后,原来的土地都不再适合居住,幸存者一个个成为奴隶,隶属于一个被称作“公司”的神秘组织旗下。约翰·兰彻斯特(JohnLanchester)最近的小说《墙》(The Wall)则将气候灾难和害怕被外国势力颠覆的偏执症联系在一起。

  另外两本小说则截然不同,反乌托邦社会和人们的精神世界交织融合。在《最后活着的人》(Last Ones Left Alive)中,独立出版商特拉姆普出版社(Tramp Press)的联合创始人,爱尔兰作家莎拉·戴维斯-戈夫(SarahDavis-Goff)构想出了一个后末世(post-Apocalyptic)的爱尔兰:一种名叫斯卡拉克(skrake)的“僵尸”遍野,书中的主人公奥彭(Orpen)必须得使出浑身解数保住自己的小命。本·奥克瑞(Ben Okri)的《自由艺术家》(The Freedom Artist)则是一本探索小说,书中的世界和我们的现实十分相似,却又有所不同。一个年轻的女人问出一个问题之后便消失了,她的爱人开始了一段寻觅之旅,追求正义但无疾而终。今年晚些时候,《遗嘱》(The Testaments,《使女的故事》续作)也将和读者见面。多亏了电视剧的提携作用,最早在1985年出版的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系列小说《使女的故事》在这个由特朗普当道、反性骚扰运动正酣和伊斯兰国阴云之下的时代找到了全新的受众。

  按主题来给这些小说分类,这个主意看似诱人——现在我们面前有政治反乌托邦小说、环境反乌托邦小说和数字时代的反乌托邦故事。这些书中的反乌托邦世界,还有一些是我们一手造成的,然而对于后果,我们所知甚少。比如说气候变化就可以说是我们的“选择”,只不过我们不愿意这么看罢了。尽管如此,这种分类的边界往往都是模糊的。

  有些乌托邦小说在作者的假想世界中浸没太深,读者甚至都搞不清之前发生了什么,书中的人物也只能应付眼皮底下的东西。科马克·麦卡锡(CormacMcCarthy)2006年的《路》(The Road)就是如此,本·史密斯的《多格兰》也不例外。我们对《多格兰》主人公所知不多,几乎只知道他是个“男孩”。他和一个老头终日做着无用的苦工,维修着那些巨大的风车。几千座风车就这样在荒凉的海景前隐约可见。这个老头对于他们所处境况的了解似乎比男孩多一些,却从不愿透露一点风声。男孩的爸爸曾经也在这个地方工作,后来发生了些事情,但读者们知道的也不比男孩多多少。在那地平线之外,人们什么都想象不到:

  当男孩想要看看那些云在干什么的时候,它们就开始移动,变换形状,洋流也转向后退。天际线就是他们所有的一切。男孩呆站着,盯着天与云,看了那么久,眼睛都开始疼了,而且不管他眼光抛向何处,一条细细的线就会出现在视线中。于是他不再看了。

  艾格斯的《游行》可以说是一本纯粹的政治反乌托邦小说,尽管针对种种社会顽疾的解决方案是通过科技手段。四和九开始了他们的任务,在一台叫作RS-90的巨大机器的帮助下铺起这条柏油大路,这台机器几乎不需要任何人工操作。有趣的是,道路两旁的风景有点中东的味道(在黎巴嫩内战期间,贝鲁特被分为东西两部分,分别由穆斯林和基督教长枪党控制。战后政府在东西贝鲁特修建一条公路——译注)。这台机器本身就是一个“文明”的使者,也是权力的象征。四和九两个人,就算达不到双人喜剧组合劳莱与哈代的程度,起码也像是两个滑稽演员。四下定决心要完成自己的任务,是个守规则、按时完成工作的人。而九就有点吊儿郎当,喜欢和当地的居民打成一片,但这样的关系是雇主严令禁止的。他们能按时铺好这条路,迎接即将沿路展开的游行,庆祝人们期待的持久和平吗?四和九两人的关系是帮助扶持,还是互相使绊?正是这样的张力推动着这个具有感染力的故事转向,最终导向一个令人震惊的结局。

  艾格斯2013年的小说《圆环》构建了社会的一些另类视角。在这本作品中,诸如谷歌、Facebook和微软这样的科技公司得以合二为一。要是说人们认为,约翰·兰彻斯特的《墙》是他的反乌托邦初探,那么他在处女作《快乐的负担》(The Debt to Pleasure)中对于二十和二十一世纪的尖锐批评就恰恰相反。这本书如果称不上是对九十年代消费主义的沉重一击,还能是什么呢?他最近的小说《资本城市》(Capital)就把故事设定在了2008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之下,描绘了伦敦南部一条街上的各色人物,这本书也直接印证了萨姆·拜尔斯的观点——我们很可能就在反乌托邦世界的边缘却不自知。

  《墙》这本小说一头杀进“改变”之后的世界。全球气候变化吞没了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海滩。《权力的游戏》迷兰彻斯特也沿着英国的海岸线筑起一道高墙,每个年轻人都要作为“保卫者”服役两年,守护这个国家,阻止任何希望从海陆进犯的“他者”。

  在这几本书中,《墙》是最富人性的一本,从这个角度来看,它也是最成功的。在这部小说中,人物角色更加饱满多面,而不只是用来服务作者主旨的工具。一方面,他们都有真实的名字,相比之下,艾格斯和史密斯的小说中,名字的缺位拉大了作者的想象和我们所处社会的距离。小说中的讲述者卡瓦纳既生活在书中的世界里,同时也像是一个敏锐的旁观者。要离开高墙的一个方法就是成为“饲养员”,而这个角色的功能就和它的字面意思一样,然而绝大多数人都不愿生孩子,至少不是现在。

  我们连现在已有的人口都养不活。此时此刻,这个星球上绝大多数的人类都饿着肚子,淹没在汪洋之下,人们不断死去,绝望从未停止。我们怎么敢再把更多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?没错,在这里,在这个国家里,人们不必挨饿,不会淹死,但在别的任何地方几乎就是哀鸿遍野。人们怎么敢再往这个世界上塞更多人呢?

  这种变化要多久才会发生?兰彻斯特没有在小说里给出一个真实的暗示。和英国的每一位居民一样,这些“保卫者”的皮肤下都植入了一枚微型芯片,赋予这些公民特权,墙外的“他者”则无法享受这种特权。如果他们的公民身份被撤销,皮下的芯片就会被移除,同时,这个人在社会中的所有角色也会被剥夺。到这里,读者可能会好奇,多久以后,我们每一次买咖啡和面包的时候,账单都会被写入这些微型芯片里。然而事实上,在瑞典,超过4000个人已经走上了这条路。

  小说家奥马尔·阿卡德(Omar El Akkad)就给我们提了个醒,就像兰彻斯特小说的主人公说的那样,对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来说,这种“改变”都是现在进行时。他2017年的小说《美国战争》(American War)就展示“第二次美国南北战争”过后美国的残酷分裂。这场冲突在2074年爆发,这时候石油已经不再合法,一些南方的州就想要脱离这个国家,和第一次南北战争如出一辙。针对构建反乌托邦和末日故事的话题,他说:“我们总是比较擅长描述走向悬崖或是撞向地面的感觉,却不太擅长描述坠落本身。”然而他也说在小说世界中的许多地方,这种坠落正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,这本小说写于2014年。路易斯安纳州的许多地方已经“面目全非”,几乎就要被不断上涨的海水淹没。“在这里做一名作家是一种令人兴奋的体验,但同时也叫人恐惧。”

  玛格丽特已经明明白白地强调,她的反乌托邦小说,包括《使女的故事》《疯癫亚当》三部曲里的故事要么已经发生在这世界上的某个地方,要么就正在酝酿。我们正在坠落,从不确定的现在,跌到令人担忧的未来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这些乌托邦作品把场景设置在未来给了我们一种安全感,但这种虚假的安全感本身就值得害怕。



相关阅读:博9娱乐